昙曜，生卒年不详。定州得道高僧，云冈石窟开凿先人。他自小出家习禅，品格坚贞，志气高远，风度闲雅（《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文成帝即位的第二年，即北魏兴安二年(453年)，一日，昙曜在平城郊外云游，与出行的文成帝不期而遇。出人意外的是文成帝的御马竟然独自跑到昙曜面前并咬住他的衣角。这一偶然的现象，在文成帝看来却是马识善人，昙曜是好人。他给昙曜奉以施礼，就是给予帝式待遇。任命昙曜为沙门统，就是主持佛教的僧官。被朝廷诏至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昙曜是一个信仰坚定、很有操守的僧人，废佛运动使他的心灵受到创伤，但在僧徒遭迫害最厉害的日子里，仍贴身穿着法服，没有片刻离身。复佛之后，他痛定思痛，总是考虑想一个万全之策，使佛教能够永远流传，不致因一时的政治权力的迫害而经像法物荡然无存。于是，昙曜提出凿窟雕佛的建议。文成帝认为正可借此忏悔祖父废佛之过，同时为祖先追福，便很爽快地批准了昙曜的建议，还从人力物力上给予积极的支持。昙曜选择武州塞的断崖作为开窟之所，因为这段断崖的水平层为砂岩石结构，最适合雕刻。总体构想和设计方案出自昙曜本人，他熟悉西域佛影窟的体制，还见过敦煌鸣沙山石窟的实物，构思起来有例可循，但他不只是把旧例作为借鉴，更多的是融进自己丰富的想象，进行了卓杰的创造。据《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雕刻五尊大像。这五窟规模宏大，气魄雄伟。昙曜五窟现编号第16～20窟，是由昙曜主持开凿的第一期窟洞，也是云冈石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第16窟本尊释迦立像高135米，中间主佛立于莲座上，周壁雕有千佛与佛龛，耳目清秀，英俊潇洒。第17窟正中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坐像，高156米，东西两壁有佛龛，窟小像大，咄咄逼人。第18窟本尊为身披千佛袈裟的释迦立像，高155米，右臂袒露，身披千佛袈裟，刻画细腻，生动感人，气势磅礴，东壁上层的众弟子造像造型奇特，技法娴熟。第19窟本尊为释迦坐像，高168米，为云冈第二大造像。第20窟为露天造像，正中为释迦坐像，高137米。这尊137米高的入定坐式大佛，是云冈石窟最具代表的露天大佛。大佛高鼻深目，长眉细眼，嘴角微微翘起，面露慈祥和蔼的神情，长大的耳廓垂至双肩，手长过膝，宽肩细腰，头顶有隆起的肉髻，眉间有一撮白毫。尽管腿部已被风雨剥蚀，手已残损，但其形象仍然不失威严。他那挺拔健硕的身躯，显示出中国北疆拓跋族的剽悍与强壮，是典型的“胡貌梵像”。昙曜五窟之所以很大程度的把佛的形象由犍陀罗石刻的“梵像”融入鲜卑族的形象，这与昙曜借助皇权弘扬佛法所尊崇的“佛帝合一”的思想有着密切联系。昙曜认为，礼佛和拜谒皇帝是神权和皇权的统一，二者互为一体。因此，昙曜五窟中的五尊主佛分别象征着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第二代明元帝拓跋嗣、第三代太武帝拓跋焘、第四代孝文帝拓跋弘以及他英年早逝未及皇位的父亲太子晃五位皇帝，准确的体现了皇帝即佛的主题思想，把鲜卑人的影子永久的刻画在这些洞窟之中。有的大佛不仅容貌近似胡人，就连脸上和脚上镶嵌的黑石，也与某位皇帝身上的黑痣相吻合，这种描摹的准确程度不得不令世人所叹服。各窟雕饰之奇伟，艺术形象之丰富精美，可以说是旷古所无，令人叹为观止。在昙曜之后，石窟的开凿没有停止，遂成今天所见连绵30里，栉比相连，数量众多的云冈石窟群。昙曜弘扬佛教，除了开凿佛窟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内容，最重要者则为译经和设置僧祇户、佛图户两事。他的译经工作始于和平三年(462年)，在刚刚修成的武周山石窟寺约集一批学问僧，配合印度僧人译出《称扬诸佛功德经》3卷，《方便心论》1卷，《付法藏因缘传》6卷，《杂宝藏经》8卷。其中《付法藏因缘传》的翻译最能体现昙曜的深意。此传记述了释迦佛之后24代佛祖绵延不断传续佛法的情形。昙曜将它译出，寄托着自己和后人继续使佛法永传不绝的祈愿。昙曜奏请将打下青州时俘虏的百姓及一般百姓中能每年上交60斛谷物给僧曹者，作为“僧祇户”，上交的谷物称为“僧祇粟”，拨归给佛教教团管理使用；又奏请将犯重罪的囚犯和官奴婢作为“佛图户”，供各寺院扫洒之役，兼为寺院种田交粟。这些奏请都获得文成帝的批准。于是僧祇户、僧祇粟和佛图户遍布于各州镇，从此寺院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基础，每座寺院实际上成为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户的封建庄园。很显然，昙曜奏请设立僧祇户、僧祇粟和佛图户的目的，就在于使寺院摆脱单靠施舍赏赐过日子的被动局面，在自身稳固的经济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如今，僧祇户、僧祇粟和佛图户已成历史的陈迹，但昙曜译出的经典却流传不绝，云冈石窟更成为祖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之一，大放光芒。以此而论，昙曜不但是复兴佛教的功臣，也是创造文化奇迹的巨人。雄伟瑰奇的云冈石窟，也正是记载他的卓绝精神和杰出贡献的丰碑。